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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为何敢掌掴德国总理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7-04-28  来源:常州商贸网  浏览次数:11


新京报记者 颜颖颛 摄


1968年11月7日,贝娅特·克拉斯菲尔德打出了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记耳光。


2015年7月10日,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翻看老照片。


1983年,法国政府将纳粹战犯“里昂屠夫”克劳斯·巴比引渡回国,并以“反人类罪”判处其无期徒刑。

  1968年11月7日,在一个公开场合,一名妇女给了时任西德总理库尔特·乔治·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  这一记耳光,开启了德国的反省进程,两年后,随着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,德国掀起反思历史的大潮,成为二战反思最为彻底的国家,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。

  动手的这名妇女,就是贝娅特·克拉斯菲尔德。她和丈夫塞尔日·克拉斯菲尔德终其一生,都致力于把纳粹分子绳之以法,也因此被称为“纳粹捕手”。

  近日,76岁的克拉斯菲尔德女士在德国驻华使馆举行讲座,并接受记者专访,回顾了其夫妇与纳粹“死磕到底”的一生。

  遇见丈夫 开始了解纳粹罪行

  1939年,贝娅特出生于德国一个基督教家庭,父亲是德国国防军的一名士兵。贝娅特回忆说,小时候对纳粹没有什么概念,直到遇见丈夫,才开始了解那一段历史。

  1960年,21岁的贝娅特前往巴黎参加了一项德法青年交流计划。三年后,在一个地铁站,她遇见了塞尔日·克拉斯菲尔德,不久后两人便结婚了。

  塞尔日是犹太人,出生于罗马尼亚,后来跟着父母举家迁往法国,居住在小城尼斯。8岁那年,塞尔日的父亲阿尔诺被党卫军军官阿洛伊斯·布吕纳下令逮捕。当时,他和母亲、妹妹则躲在家里的一堵墙后面。他的父亲最终死于奥斯维辛,塞尔日则由一个犹太儿童之家抚养长大。

  塞尔日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遭遇,但二战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人们几乎是选择性地闭口不提那段历史。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告诉记者,上个世纪50年代,课本上完全没有那段历史,甚至直到70年代,在家里谈论纳粹依然是一种禁忌。

  贝娅特表示,也是从遇见丈夫之后,才意识到“我对这段历史负有责任”。丈夫塞尔日在1965年参观父亲遇难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后,“认识到作为一名幸存者,作为一名受害者的子女,找出种族灭绝的真相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
  曾为纳粹服务的人怎能当总理?

  1966年,库尔特·基辛格当选联邦德国总理,而他曾是纳粹德国的外交部广播局副局长,是纳粹德国时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主要助手之一。

  曾为纳粹服务的人怎么能当总理呢?当时在德法青年交流中心担任秘书的贝娅特愤怒了。她收集了很多资料,不断在报纸上发表文章,试图告诉所有人这个人不应该当总理。但她的声音在当时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显得太为弱小,不仅没有影响到民众,反而使自己遭到德法青年交流中心解雇。

  不过,贝娅特没有放弃,她决定继续采取新的方式。1968年的一天,她闯入联邦议院,高喊“基辛格下台!”但这次依然未能奏效,她被警卫架了出去。

  11月的一天,机会再度降临。在基辛格召开基民盟一次党内会议时,她闯进会场,快速地走到基辛格身边,打了他一巴掌,并高喊“纳粹!纳粹!纳粹!”

  “打耳光的时候,我知道他的贴身保安就坐在第一排,我是从他后边走过来的,所以他们没法朝我开枪,”贝娅特·克拉斯菲尔德向记者表示,“但那时候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怎么使这个行动成功,直到打完,我也没感到害怕。”

  照片显示,当时年仅29岁的贝娅特穿着条纹外套,被警方带走了。1969年,她被判入狱一年,不得保释,但刑期最终削减到4个月。“让青年在一个纳粹总理的领导下生活,才是真正的暴力。”在法庭上,她对法官这样说。

  贝娅特的这一记耳光和随之而来的入狱,在整个德国社会引起了震动。“我只是打了他一记耳光,却要坐牢,而他犯了那么多罪行,却可以逍遥法外。”

  1969年,基辛格黯然下台,社民党的威利·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的新总理。1970年12月,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献花圈后,突然自发下跪,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。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。

  把数十名纳粹战犯送上审判席

  贝娅特表示,勃兰特的当选让德国统一、欧洲一体化成为可能,同时也使德国社会迅速发生转变。他在华沙的一跪是一个重大突破,意味着解脱和重新开始,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反省随后在德国扩散。

  克拉斯菲尔德夫妇把接下来的人生都奉献给了纳粹捕手的工作。他们前往波兰、奥地利、中东、南美洲,追踪大屠杀刽子手,把数十名纳粹战犯送上审判席。他们最为成功的案例要数耗时16年,前往玻利瓦尔追缉“里昂屠夫”克劳斯·巴比,并最终将他引渡回法国,接受法律制裁。

  不过,在追捕的过程中,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也遭遇过失败。他们曾花费数年的时间,寻找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·艾希曼的助手,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洛伊斯·布鲁内,最终未能找到。

  危险同样是如影随形,“我们很多次,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收到过对我们谋杀的威胁,包括对我们孩子的威胁。”

  最危险的一次,有人在他们的车里放了炸弹。“汽车的炸弹应该是早上我丈夫带孩子去上学的时候爆炸的,但是很幸运的是,它在夜间爆炸了,” 克拉斯菲尔德女士回忆说。不过,她并不觉得恐惧,“作出这个决定后我们就知道存在这个危险,但我们必须冒这个风险。”

  此外,在贝娅特看来,他们夫妇与其他纳粹捕手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,“比如西蒙·维森塔尔,他追踪的主要是亲自参与杀害犹太人的纳粹,而我们追踪的主要是在政治层面参与对犹太人谋杀的人。”

  持续近半个世纪对纳粹的追捕后,克拉斯菲尔德夫妇也获得了巨大的荣誉。1986年,他们的故事就被拍摄成电影,在美国播出。2012年,贝娅特·克拉斯菲尔德被提名为德国总统候选人,还分别获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德国十字勋章,今年夫妻两人的著作《记忆》出版。

  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颜颖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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